5月2日11时06分，河北省承德市海潮娱乐有限公司游乐设施“高空飞翔”发生半空停滞故障，造成27人被困，直到14时45分，27人才全部脱困。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大批游客涌向各景点和游乐场所。经文化和旅游部测算，2021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出游2．3亿人次，同比增长119．7%。大型游乐设备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游客尽情游乐的同时，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其中，游乐设施的安全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4月17日，王女士在江西南昌铜源峡景区着古装吊威亚体验“铜源飞仙”时发生意外。监控视频显示，王女士在空中大幅度摆动，被设备撞击额头部位，缝了将近40针。

　　同，在山东菏泽曹州牡丹园，一名成人带着儿童坐旋转小火车时，连人带车一同脱轨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落，儿童摔掉3颗乳牙。

　　4月10日晚，北京欢乐谷海洋馆内一高空游乐设施“飞鲨战队”发生紧急故障，大型游乐设备多名儿童被倒挂在空中一分钟。

　　4月4日，山东枣庄一广场正在营业的充气城堡被大风掀翻后漏气，导致多名儿童被压受伤，其中一名两岁多的小女孩从城堡更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大型游乐设备

　　公开信息显示，仅在2月12日至18日的7天时间内，全国就发生游客安全事件4起，其中两起涉及“网红摇摇桥”断裂、一起飞椅失去控制砸落、一起临时搭建的幕桥走廊坍塌，事故均造成人员受伤。

　　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20年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达1648．41万台，其中大型游乐设施2．48万台（套）。

　　“游乐设施的不断出新增加了生产技术保障和监管的难度，可能存在技术不成熟就推向市场的产品，或者生产企业本身质量管理就不达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刘艺分析说，一些经营者缺乏管理经验，存在不规范经营现象；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不健全，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现象，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运营单位的日常管理制度也不完善；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大多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教授殷杰告诉记者，大量旅游设施设备并未纳入特种设施设备目录，审批、监管等上位管理部门较难界定。此外，旅游活动创新速度快，所需要的支撑性旅游设施设备也出现多样化、迭代化趋势，很可能造成管理“真空”，无法有效进行安全监管。

　　“随着玻璃栈道、旱滑道、大型游乐设备水滑道、蹦极、热气球、速降、水上乐园等高体验性设施设备的落地，生产运营质量、操作人员技能、设施设备运行环境状态、体验者身体状态与技能等都是构成威胁旅游设施设备安全运行和使用者安全的重要因素。”殷杰说。

　　“除了景区，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公共场所都有充气城堡、速降等简易游乐设施。”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说，不固定式经营者像游击队一样，相关监管涉及多个部门，职责分工较为复杂，很难追溯审批单位、监管单位，增加了监管难度。

　　保障旅游安全不只是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一家的职责，游乐设施设备的安全治理需要应急、市场监督管理、体育、气象、水文、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协同。部门之间如何协作治理才能遏制游乐设施安全事故的发生呢？

　　“游乐设施设备的社会治理应采取多部门联合共治、共享治理效益的治理模式，也需要注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殷杰认为，游乐设施设备的安全治理需要搭建一套共建安全机构、共担安全责任，共治安全事故、共防设施风险，共享治理效益、共分安全成果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议动态梳理特种设施设备目录，制定并完善监管标准、审批标准。根据设施设备产品的动态更新调整监管体系与审批标准，弥补审批和监管的缺位。此外，相关经营单位应建立本单位旅游设施设备安全监管与风险检查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善后恢复体系等相关安全管理保障体系。

　　“游乐设施设备经营单位应动态巡查和调研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尤其是旅游旺季过后，应重点巡查和监管被大客流使用后的设施设备。设施设备运行前需要进行空转测试，通过每日自查防范风险隐患。”殷杰说。

　　“完善娱乐设施社会治理，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多方参与。”刘艺认为，政府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出台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执法监督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大型游乐设备严控从生产到经营使用的各个环节。落实社会综合治理机制和监督机制，推动娱乐设施管理力量向社会延伸：生产运营企业应自觉严格落实生产、运营质量标准，及时检修设备、大型游乐设备培训人员，把握每道安全防线；游客要提高风险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参与不安全的娱乐活动，并对娱乐设施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不论哪种类型的游乐设施，都必须明确落实属地和有执法力量的基层政府责任。” 在林鸿潮看来，综合执法重心下移到乡镇一级，有利于解决部门分工复杂、多头扯皮的执法问题。遇到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大型游乐设备可以逐级向上反映，由上级部门解决。（记者 赵婕）大型游乐设备综合治理游乐设施安全问题势在必行